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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信息自决的宪法依据

  列宁说过:“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保护人民权利的纸。”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利,最根本的保障来自于宪法。根据现代民主国家的立宪理论,宪法从根本上说是人民自己的协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国家机关有多少权力,如何行使权力,都必须根据宪法的规定来确定。公民的权利则不以宪法规定为限,只要宪法和法律未禁止的事情,公民都能做;国家的权力以宪法、法律的明确授予为限,不能自我扩张。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有义务加以保障、促其实现的权利。

  因此,最早的成文宪法并未列举个人基本权利,因为立宪者们认为公民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只有明确让渡给国家的部分才需要通过宪法来限制,剩余的部分都由公民保留,根本不需要列举。正如美国华盛顿总统指出的那样:“我们主张建国的朋友们,长期以来,一直观察和期待,希望把宣战、媾和、签订条约的权力,征税收钱和管理商业的权力,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权威。然而,美国却在立宪仅仅四年之后,又通过《权利法案》列举了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权利。这说明国家不仅不应该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应该积极加以保护,这体现了现代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理论的新变化。

  因而,宪法之所以列举了部分公民权利,是因为立宪者认为所列举的部分权利应该受到着重强调和保护。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立宪者的观点无法避免的要受到历史的局限,因而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立宪者在立宪时没有列举的公民权利,很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愈发彰显其价值。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直接修改宪法,列举新的公民权利;二是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判例来解释宪法,从现有的基本权利条款中推导出新的公民权利。在现实中,由于宪法极强的刚性,采用第二种方案的情况比较常见。我国宪法条文和宪法解释中并没有明文列举公民个人的信息权利,也没有宪法判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宪法不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自决,相反,根据我国宪法的相关条文完全可以推出个人信息自决权。德国宪法法院在“人口普查法案”判决书中推导信息自决权所根据的主要是人格权和人格尊严条款。

  而除了人格尊严条款之外,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等条款都可以作为信息自决权作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推导的佐证。

  随着人们对个人信息价值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宪法基本权利的地位必定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而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也必然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为核心。这一点在我国现有的两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和部分地方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性文件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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