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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个人信息救济权的不足

  我国现有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有专门的条文规定了与人事档案管理相关的法律责任。档案法第二十四条列举了七种破坏档案管理秩序的行为,并明确了行政处分、民事赔偿和刑法制裁三个救济途径。而《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条和《企业职工档案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是相同的,指出严禁个人保存人事档案和利用人事档案营私舞弊,具体地法律责任则参照档案法和保密法的规定。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也列举了擅自管理、擅自伪造或删改、擅自公布或泄露档案等行为,并规定了党纪、政纪处分,违法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从上述条文的规定来看,上述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救济手段都并非为了保护公民对人事档案所享有的个人信息权利。而主要着眼的是维护国家档案管理秩序和保守国家秘密,甚至在条文中都没有出现过保护公民权利的措辞,更没有救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制度设计。其实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我国现有的人事档案制度中本就缺乏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知情权和控制权的规定。既然并不着力于个人信息自决的保障,自然不会有相应救济制度的设计。

  对于小编的这个观点,肯定有人会反驳,因为在过去曾发生过多起因档案管理部门管理不当丢失公民人事档案,导致双方对簿公堂的案件,而这些案件法院大多都受理了,并判决负有管理责任的档案管理部门负民事赔偿责任。如“刘鹏虎诉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交通局人事档案丢失赔偿纠纷案”、“吴德清、黄爱香与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衡南县川口离退休管理办公室、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人参见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立终字第129号裁定书。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都是作为判决的依据。而仔细研究上述案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法院之所以判决负有管理责任的档案管理部门负赔偿责任。理由并不是其行为侵犯了公民对其人事档案中个人信息享有的权利,而是基于档案丢失后导致公民在就业和生活等方面遭受的损失而给予公民个人的安置补偿费用。所以这类案件根本不足以证明现有的人事档案法律制度中赋予了公民救济其个人信息自决权利的途径。

  当然我国刑法、民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条款对人事档案也应当是适用的。如上文提到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再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第7条第3款的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关于“汤国基案”中当事人就是以相关档案管理部门在其人事档案中放入虚假材料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上述的这些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款主要都是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强调消极地不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而远没有达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自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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